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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与培养目标的分化现象,大学谋求变革当前的教育硕士培养模式成为必然选择,“U-T-S”协作型教师专业化道路成为大学与中小学联动发展的理性选择。通过创设大学、地方教育研训机构与中小学的协同发展机制,“U-T-S”联合培养模式促进了理论、实践和指导的“三融通”。但“U-T-S”联动培养模式的全面实施受到变革意识和变革资源准备不足、变革各方内在文化冲突以及深度参与的缺少等诸多困境的制约,需要积极探寻各主体联动协作的利益契合点、建立平等互惠的“变革型伙伴关系”、打破三方制度壁垒并建立长效联动机制,这是实现“U-T-S”联动共生、提高我国专业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核心抓手。

:教师教育;教育硕士;“U-T-S”培养模式

:张学敏,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隋国成,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副研究员(重庆)

作为我国高层次、高水平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的应用型人才定位和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壮大,其培养质量与培养目标有深厚的“鸿沟”,表现出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脱节,大学、教育研训机构和中小学缺乏“深度融合”,“双导师制”联合指导不力等弊端。有必要从体制机制创新改变“颓势”,构建“U-T-S”联合培养模式,更好地顺应时代理念和实现其预定目标。“U-T-S”联合培养模式指大学与中小学校以地方教师研训机构为合作平台,共同参与方案制定、过程协同、资源优化和创新评价的三方长效联合机制。这种模式有别于传统意义上条块分割的培养方式,而是把教育硕士研究生原有培养群体——大学(University)与地方教育研训机构(TeacherTrainingInstitutions)、高师院校合作培养群体——中小学校(School)作为利益相关者,以协作方式开展各种教育及其研训活动,使各主体在教育硕士培养中的平等角色地位得到加强,各方遵循目标一致、责任共担、利益分享、资源优化的原则,在教育硕士实践教学、基础教育科研、教育资源建设等工作中开展系统性合作。本文重点讨论新背景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发展的未来空间。

一、“U-T-S”联合培养模式的实现困境与条件

“U-T-S”联动培养模式具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但受到管理观念、制度惯性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教育治理环境中全面推进还会存在很多挑战。除了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小学以及教师研训机构存在参差不齐的差异之外,[1]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假设,任何变革既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社会各方博弈的过程,[2]在受到“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现存制度安排、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一般看法”等因素制约时,“U-T-S”相关体制机制等制度体系尚不成熟和完善的情况下,难以有效规范和约束相关主体的行为,导致变革意识和变革资源准备不足、变革各方内在文化冲突及深度参与缺少等诸多困境,只有在充分缕析其制约条件基础上才能为模式推广奠定学理的认知条件,进而创造合理的操作空间。

(一)利益主体的意识自觉与资源整合

由于“U-T-S”制度体系的缺失,难以有效规范相关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变革意识,无法推动“U-T-S”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试行。对于中小学校而言,其变革意识不足主要表现为“默然的教师群体”。教师对自身发展的不足缺乏清醒的认识,缺乏改变现状的意识倾向;教师习惯于自身封闭保守的组织性格,缺乏进行变革的强烈意愿和勇气。对于大学和大学的教育研究者而言,其变革意识不足则主要表现为“教师自身的实践局限”和“研究者的身份尴尬”两方面。大学教师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批判和愿景号召之上,缺乏强烈介入现实、改变现状的意识;对变革过程想得过于简单,对其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估计;没有做好长期扎根实践和甘心吃苦的意志准备等。

任何变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策、制度、经费、硬件设施、可支配的空间和时间、关系网络等。一般而言,变革推进过程中总会遇到利益受损方的种种强大阻力和“体制化环境”的困局,因此,变革者必须动用足够强大的资源才能顺利推动变革的顺利进行。相对自上而下、倚重强行政力量的学校变革而言,“U-T-S”协作缺少行政权威的支持,对资源的调动无法与政府直接参与相提并论。不但如此,这些有限的变革资源很多情况下还以自发式、随机性、零散化的状态存在,缺乏整合式的资源集聚效应。如果意识不到这样的不利条件,就不能周密地预计变革所需资源的数量、品质和类型,就无法激活各种可能的潜在变革资源,从而给后续的变革过程埋下隐患。[3]可见,变革主体的内在驱动力,必备的制度安排对资源调动的价值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的导向是确保“U-T-S”相互协作的重要条件,只有重视和奠定必要的基础设施,“U-T-S”才有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提升变革意识,实现变革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文化冲突的话语区隔与价值认同

按照经济学假设,人是有理性的且总在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参与U-T-S协作的各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且都会围绕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形成各自的文化氛围或文化圈。基于各主体所处场域与惯习的不同,变革主体自然而然形成迥然不同的观照教育的“方式”,出现内在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在变革过程中经过环境因素的发酵,会造成双方在思维方式、话语习惯、行为模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引发各主体间内在文化的冲突或博弈。这种文化冲突表现为“对合作者角色和价值的认同危机”。大学教师近乎天然地认为,研训机构教师教育者和中小学教师“没有思想”、“缺乏深度”、“需要指导、改造和解放”,以及“以过于功利、急躁的心态来定义和要求学校变革的过程”等;处于变革连续体另一端的地方教育研训机构和中小学则近乎天然地认为,大学教师不了解现实,喜欢“宏大空洞的话语和理念”,回避真实的问题解决。

这种变革的激烈冲突还表现在各方权力关系和角色分工的“失衡”困境。一方面,大学的研究者往往将这种合作视为一种对基层的“支援”和“帮助”,因此不愿意或不容易放弃话语权,习惯以“专家”的权威口吻、“教育真理终极拥有者”的裁判心态、“脱情景化”的抽象学术话语指导与评判实践。在这种情境下,被“抢夺”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地方教育研训机构和中小学教师表面上对专家表示尊敬和重视,内心却极为疏远和排斥。另一方面,研训机构教师教育者和中小学教师往往缺乏对理论的重视和自觉,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极度实用主义”和“期望实现短平快变革”的功利心态。由此,不同文化主体应摒弃偏见,以深度理解为纽带,以共同研究为过程,不断在合作研究中寻找共同学术话语,拓展大学学术的研究空间,一线主体和管理主体脱离自身的经验限制,实现研究自觉。

(三)科研团队的深度参与与联动机制

在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大学、地方教育研训机构、中小学校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即任何一个群体的行为都会直接影响其他两个主体的利益得失。从国外教育硕士的培养特征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与中小学和地方社会团体共同组建的科研团队比较普遍,我国目前的培养机制中恰恰缺少这样的科研团队。在三者分离的情况下,地方教育研训机构在联动培养中起不到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不能与地方中小学进行有效协调,使得大学与中小学校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中小学校虽然有足够的空间供教育硕士进行教学与管理的实习和实训,也有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指导。但是,由于无法参与到大学的教育培养当中,而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育硕士培养水平的建议。

教育硕士培养要面向未来、面向学校和面向教育教学实际。作为人才培养主体,大学要树立为中小学服务的理念,培养符合中小学教育需要的合格教师专业性人才队伍。也就是说,中小学不仅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人才培养最大、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我国教育硕士的培养较少考虑中小学教育的真正需求,也未充分考虑地方市场需要,这种没有立足于各地教育需求的培养模式很难建立起多类型、多层次的教育硕士学位体系,也很难更合理地设置真正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的教育硕士专业方向,建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虽然,地方教育研训机构和中小学对地方教育状况和地区人才需求了解的更为准确,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也更有发言权,但是,由于联动机制的不完善,地方教育研训机构和中小学几乎很难参与到培养目标、培养方案的制定中来,更难以深度参与培养过程,造成培养主体在构建培养机制的过程中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很少考虑到其各方的利益,导致有限的异质性资源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作为“U-T-S”中的关键一环,“T”应统筹规划和协调各方利益,主动了解培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对每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有清晰的认知,熟悉各方力量的长处,调动其深度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利益最大化的培养价值诉求。

二、“U-T-S”联合培养模式的实践策略

“U-T-S”联合培养模式的构建与有效实践,实质是高效率的制度对低效率制度的替代过程,使各方迈向有深度、可持续、有效、多维度的合作。有深度的“U-T-S”必须超越形式主义和表面主义,使得大学、地方教育研训机构、中小学校实现实质性的联合;可持续的变革不是盲目追风、短暂易逝的,而是能周期性地推进;有效的变革最终能够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问题,切实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多维度的变革使合作各方都能获得收益和成长,建立起合作、信任、共生的关系。[4]

(一)探寻各方联动协作的利益契合点

教育硕士培养的利益相关者只有构成利益共同体,才会形成共同的目标、相近的价值、协调的行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大学、教育研训机构、中小学校协同育人的共同体中,各方在利益—权力矩阵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这就要求联合培养模式在顶层设计上要尽量寻求各方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建立一整套激励和约束机制。根据各方贡献大小、风险大小,合理公平地进行利益权衡与分配,弥合各方在科研水平、教学分工、其他业务范畴上存在的壁垒和断层,最终实现互利共赢。长期以来,传统的“政—产—学—研”联合培养各主体以“科研成果”来承载其利益诉求。企业更注重科研成果的市场收益及其保密性,大学或科研院所更注重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公开性,而政府则更注重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应。

期望理论认为,行为主体对目标的把握越大且估计达到目标的概率越高,激发起的动力越强烈,积极性也就越大;否则,相反。要想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必须按照期望理论搭建一个确保各方联动协作的利益契合点。不仅要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看到自身强大的预期收益或期望值,而且要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认识到预期收益或期望值的实现具有较高的概率。对大学而言,培养的人才受到用人单位好评,有良好的雇主声誉,这是教育硕士的最大化价值利益;对于教育研训机构而言,能够充分参与到培养过程中来,把丰富的一线教育经验和资源整合能力最大化发挥,其价值功能得到最大化彰显;对于中小学校而言,不仅可以直接使用优秀人才,还可以通过参与人才培养整体规划和提升学校教师专业队伍,全面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由此,需要建立以目标导引下的高质量人才观为利益汇合点,强化各方深度合作,协同打造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联合培养利益共同体。

(二)建立平等互惠的变革型伙伴关系

吴康宁认为,“要想使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得以深度的、可持续的推进,双方在合作中的文化融合乃为必由之路。”[5]大学研究者必须与研训机构教师教育者、中小学教育实践者形成深度融合的伙伴关系。叶澜也指出:“过程中各方不可避免会因原有的差异而产生分歧、摩擦甚至抱怨和对立。然而这是丰富过程的现实构成,是推进形成具有内在相通、互补、互生意义上的复合主体的重要实践力量。”[6]在构建我国本土的科研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大学研究者与教育研训机构教师教育者、中小学教师必须建立起多方参与、相互平等和彼此互惠的“民主的科研关系”,从而超越知识、技能等资源的“浅层交换”。

在“变革型伙伴关系”中,无论大学研究者、教育研训机构教师教育者还是中小学教育实践者,对教育的理解都在不停地成长与发展,其合作关系要发生“引导→合作→共生”的转变。合作的过程既是中小学教师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过程,也是大学教师置身于草根式研究实践而获得真实成长的过程。同时,从培养主体来看,我国大学现有的导师队伍大多理论功底扎实而实践经验欠缺,如果能够通过与地方教育研训机构和中小学的合作,可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使得其科研成果不仅更加符合实际,而且还可以真正对教育硕士的培养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从而改进培养模式,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产出的成果也能更好促进社会服务。

(三)形成三方科学联动的长效机制

协同培养机制本质上既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制度实践问题。对于协同培养各主体而言,要将协同培养的理念落到实处,就必须系统化地思考协同培养的制度设计与建设问题。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打破既有制度的限制,解除旧制度下要素流动的束缚,用新制度营造适合联动培养的“软”环境,包括大学和其他主体之间的科学合作分工,也包括大学内部的有机融合。并通过组织结构性的安排、制度性的设计等机制,促使多种培养主体力量交叉影响,最终形成螺旋上升的“多重螺旋”的新关系。

在“U-T-S”联合培养模式中,人才培养是三方合作教育的目标和枢纽。围绕人才培养这个中心,建立多方参与的资源融通机制,促进各类资源的深度融合,强化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资源的获取能力。首先,发挥政府在协同培养中的高端引领作用。政府及主管职能部门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统领协调机制,加强顶层设计、总体部署、让各培养主体在培养过程中形成合力,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践模式,鼓励各培养主体积极参与其整个价值链条,让基础教育优质学校在教育硕士职业胜任力培养中拥有充分话语权。其次,发挥大学协同培养制度设计的主力军作用。大学要在组织管理、人事制度、培养过程、资源配置方式、行业合作以及创新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大胆改革,打破故步自封的制度壁垒,向改革要红利。在协同创新的模式下,大学与基础教育进行频繁的互动和交流,不同主体间人才和资源的高度融合,有利于推动联动培养从单一的专业化向多样化、系统化方面发展,为师生提供更加广泛的教育实践,促进教育硕士教育智慧和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最后,基础教育优质学校要克服合作中畏难思想,立足于自己的发展需求,充分认识协同培养的职业性与实践性要求,与大学建立充分地互动交流机制,模糊异质性组织融合的边界,为联合培养提供创新的平台,使一些嵌入型资源或专有性资源能积极参与到创新要素的结合过程中,增加创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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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吴康宁.从利益联合到文化融合:走向大学与中小学的深度合作[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

[2]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1.

[3]文森特·奥斯特罗.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

[4][6]李伟,程红艳“.U-S”式学校变革成功的阻碍及条件[J].高等教育研究,,(6).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在年第10期《教育研究》(64页-68页)

图片来源: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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